然而不仅是公检法部门，在龙迪实际接触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
曾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小学教师对班级里的数个女生进行了性侵犯。案发之后，当天上午，鸣着警笛的警车开到教室门口，警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那个老师从课堂上带走了。
不明内情的孩子们在哄堂大笑，对着那几个受到性侵犯的女生指指点点。女生们趴在桌面呜呜地哭，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来给她们解释原因或进行安慰，只有校长进教室喝道：“不许闹！以后这个老师的课程由我来代教！”
随后，警察将这几个女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但侵犯者就在隔壁房间接受审讯，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你说说，那些东西，孩子们听了，心里会怎么想。”
在审讯侵犯者的过程中，侵犯者的父母得知了消息，冲进了派出所，指着那些女生骂道：“我的娃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和你们没完了。”尽管他们最后被警察拦下并赶出房间，但女生们都吓得面无人色。
晚上5点多钟，录了七八个小时口供后，女生们又被塞入警车，带到当地的医院验伤。医生边检查女生的身体，嘴里边骂骂咧咧：“这个畜生，怎么能对娃儿们干这种事，叫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验完伤，家长们想要急切地知道结果，却被医生断然拒绝：“上面吩咐了，结果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只能给领导看。”
“这就是典型的内地处理该类案件的程序和方式，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龙迪无可奈何地笑笑，反问道，“但是，当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变为一种伤害，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我们的儿童司法保护制度与程序是否合理？”
而且，在造成被侵犯儿童“二次伤害”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也经常有意无意地起到负面作用。
龙迪曾亲眼目睹某家电视台采访一个遭受性侵犯的女童，记者让女童对着镜头，回忆当时发生的场景。女童满脸涨得通红地说：“我不敢说。”
“说吧，没啥事。”那个记者顺口说道。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地说‘没啥事’？！”说到这里，原本倚在沙发上的龙迪猛地挺直了腰，激动地说：“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多一次回忆，就是对孩子多一次伤害！”
还有一些媒体，在曝光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后，总要贴上“耻辱”的标签。曾有一家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伤害是永远的，对孩子的身心摧残，无论我们采取多少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另一家南方大报在揭露一起幼女性侵犯案件后，甚至称：“女孩被打上了‘永远耻辱’的标记。”
龙迪说，这类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报道，就是传统观念的载体和复制者。正是因为媒体不断强调这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贞操观，使受害女孩不敢说、家长不敢报案，令施暴者屡屡得手，有恃无恐。
在龙迪看来，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妥当公平，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操作确实有自己的规律，“但起码来说，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接受有关专业训练，更深入地了解儿童性侵犯的现象，以及报道的尺度和方向。”
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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