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孩子‘提这件事’，并不一定真能保护孩子，这种忌讳可能会增加孩子的羞耻感。好的做法，应当是尊重孩子的要求，帮助孩子把过去的事情说出来，而且不仅要说，还必须帮助她重新理解以往的经历，赋予它成长的意义，化解孩子的耻辱感和罪恶感。”

　　“同时，作为父母也需要他人关心。要动员全家人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也可以找个能安慰你的人吐吐苦水。你的情绪平稳了，才能给孩子有益的帮助。必要时可向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求助。”

　　不过，龙迪也表示，帮助受害儿童及其家庭康复创伤，仅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给家庭提供足够的关怀和支持，重负之下的父母，有几个人给孩子足够的心理空间疗伤？又怎能为孩子提供有益的支持和保护呢？”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

　　在香港的两年中，龙迪曾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机构中实习，并参加社工和警察的联合调查培训。在那期间，她深切地感受到，“以家庭为中心（family瞔entered）”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如今，在香港，一旦接到相关的报警，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福利署社工和警察就会立即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讯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

　　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因为新的法例规定，儿童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也不用直接出庭作证，第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

　　另外，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龙迪曾参观过香港某医院的一间儿童心理治疗室。厚实的隔音玻璃，把杂音严实地挡在了门外；墙壁上全是漫画和儿童海报，遍地都是儿童玩具，甚至连儿童们的病历纸，背景都是各种熟悉的卡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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